按：1月8日，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京颁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侯云德获此殊荣。作为我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和卓越的科技工作者、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以及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侯云德历尽数十载抒写了对国家发展的赤诚丹心。

侯云德是谁？

“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谈及获奖感受，侯云德语气平和。虽然时光在老人脸上留下了些许斑点，但已近耄耋的侯云德仍耳聪目明，目光炯炯，面对周围人的盛赞，只露浅浅的一抹微笑。

1929年，军阀混战中的华夏大地生灵涂炭。也正是在这一年，侯云德降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侯云德的祖父经营一家钱庄，父亲是职员，原本的小康之家因1937年暴发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而陷入困顿。彼时国内的传染病疫情亦很严重，如结核病，就有十痨九死之说。眼看因传染病故去的家人却无能为力，悲恸中的侯云德立志从医，并于194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七年制本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病毒学界的后起之秀，侯云德在1958年被派往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戈尔布诺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

“副博士学位等同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解释，副流感病毒主要引起人体呼吸道感染，引发咳嗽感冒，在儿童中较常见。侯云德将目光聚焦于副流感病毒中的仙台病毒。留学期间，他首次发现了该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两个型别，并证明对人有致病性；首次阐明了仙台病毒的溶血活性与细胞融合活性是由病毒的同一特性引起的。“更为重要的是，侯院士首次发现仙台病毒在单层细胞培养上的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了其机理，为此后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打下了重要基础。”高福说。

鉴于侯云德的开创性成就，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其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成绩源自勤奋。留苏期间，侯云德几乎每天都是研究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4年间共发表17篇学术论文。由于频频发稿，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到研究所探问，“侯云德是谁？他怎么会发表这么多论文？”在为其荣获博士学位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骄傲！”

“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有人曾问侯云德，“科研中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他答曰，主要体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从无数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科学实践中体会到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而这也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侯老师常告诫我们，最重要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切勿不懂装懂，切忌贪多图快。他曾说，科学上最慢的路径也许才是最快的。”侯云德的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回忆。上世纪70年代起，侯云德密切关注国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将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病毒学研究，使我国医学病毒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其在痘苗病毒天坛株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与分析、人乳头瘤病毒16型与慢性宫颈炎及宫颈癌的关系、丙型肝炎病毒分子诊断及分子病理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开创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研究之先河。

作为医学病毒学家，侯云德始终保持初心，时刻将病患放在心上。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设法解决全国数以亿计病毒病患者的痛苦。”由此，侯云德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并选择人体自身的抗病毒蛋白——干扰素作为突破口。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研制成可用于临床的干扰素制剂，但却需要用人血制备——8000毫升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价格极为昂贵。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侯云德的“心头大患”。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细菌中，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生产干扰素的“工厂”，将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当时国内百废待兴，既没有任何基因的克隆，更没有任何从事基因工程研究或开发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侯云德曾经的同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侯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攻坚克难，使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将理想一步步化为现实，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国内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

1982年，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慢性宫颈炎等有明显疗效。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较，其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此项研究成果获得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梁晓峰说。

“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一信念始终萦绕在侯云德脑海。为了将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基因工程干扰素转变为造福千千万万病患者的药物，侯云德一抓到底，将基因工程药物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落于实处——从中试生产到质量控制，他都亲自过问，并按国际规范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经历无数艰险，人重组干扰素α1b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时我国也全面建立起基因工程药物生产和监督管理制度。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在生物医学领域，侯云德是当之无愧的战略科学家。这一方面体现在用自身实践做到该领域多个“第一”，同时也为我国生物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先后启动的“863”、“973”等多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均剑指科研成果转化，侯云德也连任三届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设计并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增加了十余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甘为人梯桃李满园

“培养学生，侯先生可谓全力以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1985年，他考入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是侯云德招收的第一个直博生。“侯先生对新技术的追求给我印象很深。”金奇说，当时他正在做痘苗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工作，需要用大量的分子生物学试剂，当时试剂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极高，侯云德视若珍宝。但为了支持金奇的科研工作，侯云德对此一路绿灯，“回想起来，特别感恩侯老师的支持。” 

侯云德对学生科研创新的支持，作为侯云德的学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段招军也深有体会。“侯老师每周都会收集国际上最新的生物技术进展并与大家分享，还帮助我们分析其中有价值的信息。”2001年至今，侯云德亲自收集全球最新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已有555期，达数百万字，提供给相关科研人员参考，为我国传染病控制、新

药和新型疫苗的研发提供了最及时、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侯云德担任所长或主任期间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

“为了培养更多的科研人员，侯老师还积极编写专著。”段招军说，其1985年出版的《病毒基因工程原理与方法》是中国学者根据国内经验编写的第一部基因工程技术专著，对于推动基因工程技术在我国医学病毒学界的应用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后，侯云德又独自编著了105万字且专业跨度极大的《分子病毒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医学病毒学、兽医病毒学、昆虫病毒学、植物病毒学和噬菌体学的主要成就，是我国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分子病毒学专著。截至2017年，侯云德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其中不乏我国病毒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领头人。

构筑现代传防综合防控体系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侯云德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祖国发展的赤诚之心。

进入21世纪，“非典”疫情给传染病防控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为了百姓安康，侯云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中，他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历次重大疫情。

“’集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各类技术进行整合，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二是联防联控机制，将各方力量整合应对疫情。”高福说。2008年，侯云德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专职技术总师，领导全体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了由原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87天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打破了世界纪录；通过建立全球最大的副反应监测系统，首次证明格林巴利综合征与甲流疫苗无关，该成果结束了中国疫苗不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历史。一系

列成果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赞赏和认同，并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侯云德还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24小时内对肺炎等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的确认、4-5小时常见病原的现场确认、48小时锁定未知病原，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进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