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教育公平的意义。　

　　2015年12月3日，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谈到了今年春节前夕在贵州黎平蒲洞村的一次考察。“我在贵州一个村寨看到，虽然破旧贫穷，但老百姓都觉得日子有希望。因为最近两三年，村里出了20多个大学生。整个村子的年轻人、孩子们都感到有上升的通道、向上的希望，全村的‘心气儿’都不一样了。”　

　　而就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纵向流动”：第一次是“为切实把教育事业办好，我们要保证投入，花好每一分钱，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第二次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这两次都与教育公平息息相关。在民生期待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最直接、最深沉的映射。异地高考方案从无到有，成为教育公平的重大突破；义务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85%的入学率到100%的入学率，成为教育普及的重大突破……　

　　翻阅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教育公平的表述，从2014年的“优先发展，公平发展”，到2015年的“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再到2016年的“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词句的变化背后，是教育朝着公平和效率的协调之路坚定迈进。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今天，我们如何描绘理想中的教育呢？教育公平，几乎成为用到的最经常、最普遍的词汇之一，可10多年前这个词还很少被提及。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记忆里，“教育公平”这个词真正进入政策话语体系，是在2006年左右。而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育的任务仍然是在“还旧账”。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义务教育还未完全普及，高中教育入学率徘徊在40%左右，高等教育入学率还不到10%，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扩大规模、解决“有学上”的问题。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走了一条效率优先的道路，教育公平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地方政府热衷追求教育GDP，背后是一种追求效率的冲动，造成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过去我们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有追赶的心态、办追赶型的教育，在教育公平上是存在历史欠账的。　

　　“矫枉必须过正。”在朱永新看来，现在甚至可以适当牺牲一些效率来追求公平。　

　　翻开最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公平一直是中心内容。朱永新说：“其实，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教育规划纲要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10年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公平是这个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已经奠定。”　

　　一枝独放不是春。实现教育公平，必须让城乡教育的质量同步提高。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全力推进，是让农村孩子学得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面实施，是让农村孩子吃得好；实施城乡统一“两免一补”标准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钱随人走”惠及近1300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有学上”的幸福感尚未走远，“上好学”的迫切渴望接踵而来。2012年，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中学羌族考生兰易以619分的成绩成为恢复高考后九寨沟县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兰易说:“如果没有连片扶贫定向招生政策，要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想都不敢想。”　

　　4年的时间，国家针对680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从1.2万人增加到6万人，很多寒门学子的命运，随着这项政策的落地而改变。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这是2015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的话。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对教育明确提出公平与质量并重，将教育质量纳入教育公平发展内涵之中，对教育公平赋予了全新的定义。　

　　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说：“现在，在保持一定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包括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同时教育更加公平，教育的各种要素本身能够得到质量和内涵上的提升。”　

　　从“同质”到“多元”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提法相比，表述的微妙变化背后，对教育改革发展大有深意。　

　　都是“公平”和“质量”，但顺序的调整却蕴含着理念的转变。简而言之，虽然都强调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同步进行，但“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以公平为先，容易出现稀释优质资源搞机械均衡的倾向，而“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则是优先考虑质量，要求发展有质量的公平。　

　　“不以牺牲质量讲公平，也不脱离公平讲质量。”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看来，有质量的公平应该是一种可选择的教育公平,追求的不仅仅是教育“同质”,更强调“多元”,因为对学生个体来说只有符合其个性特征的、适切的教育才是高质量的、有效的教育。　

　　近年来，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国家助学制度、实施义务教育薄弱教学改造计划、免费师范生和特岗教师计划等，各地也积极探索了教师流动、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把质量和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深化有质量的教育公平，需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与教育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促进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公平与质量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谈松华看来，为学生提供“适切教育”和“有效教育”，促使学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既强调统一性（基本标准）又强调差异性（多样性、选择性），这正是一些国家所积极推行的教育政策，也是我国推进教育公平时应该选择的教育政策。　

　　“原有教育供给中的僵化、单一、缺乏个性和吸引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需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奕认为，未来的教育改革，体现在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专业部署、课程设置、考试评价、就业指导等众多领域，实现育人减负的“降成本”、人才培养的“高效率”、评价考试的“扬长与补短”、就业创业的“产能提升”等。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解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问题。　

　　从做增量到调结构

　　2012年，教育人扬眉吐气，这一年，教育界等待20年之久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这一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　

　　4%，作为一个多次写入文件却迟迟未能实现的目标，牵动的是一个崛起的民族优先发展教育最深层的渴望！多年没办成的事儿，终于实现了。　

　　4%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缩影和体现。其成就背后，留给教育反思的空间仍然不少。　

　　这几年的教育改革，熊丙奇有个明显的感觉，给钱建房，这样增量积累式的改革红利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　

　　体量巨大的数据增长和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教育结构的短板也愈发明显。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却是企业用工荒；一边是城市学校学位难求，一边却是乡村学校日显凋敝；一边是公办学校做大做强，一边却是民办教育参差不齐……　

　　熊丙奇说：“以往我国教育往往通过外延式增长就可获得快速发展，但也使得内涵建设层面的一些问题被忽略，尤其是教育结构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存在方方面面——人才培养结构问题，城乡教育结构问题，公办民办教育结构问题，普教职教结构问题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含其中》的报告中曾指出，教育系统不可能无止境地满足迅速增加的需求，此时教育需要作出选择。而教育的选择就是社会的选择。

　　有一个更加流行的说法是，容易改革的都改了，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熊丙奇看来，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一次彻底的头脑风暴，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场风暴摧枯拉朽，席卷和打破了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正在悄然建立。　

　　一系列供给侧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李奕说：“‘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替代和优化‘职责不清的教育管理’。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大尊重，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协调、持续。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能够被人民群众乐于分享，而不是‘被分享’。